十税一”,也并不是指地主向国家交土地产量的三十分之一的税赋,而应该理解为,土地产量为十份,然后三七开,佃农得七份,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,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。
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三十,税率仍为十分之一。“十五税一”、“三十税一”并不是税率为“十五分之一”、“三十分之一”的意义。或者严格来说,应该记成是“十、五、税一”和“三、十、税一”。
那么一般的,拥有土地的自耕农,也就是自有土地者,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也就是十份之一。这在《汉书·食货志》写得很清楚,“今一夫挟五口,治田百,岁收一石半,为粟百五十石。除十一之税十五石,余百三十五石。”
由此可见,实际上自耕农的负担一直都没有什么变,有些变化的,只有依附于大地主的佃农的田租,这些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,就像是后世自有房屋的往往只需要交水电费卫生费物业费等等,或许还不到工资的十分之一,而租房的么……
汉代最开始,大地主和自耕农的税率都是一样的,但是明显大地主收获的更多,年复一年积累的财富数目差距也在不断的变大,自耕农承担的风险明显要高于地主阶级,一旦天灾人祸,地主阶级只会凭借着手中的余额,更大更多的摄取自耕农不得不出售的土地资产,从而再度扩张。
因此汉代皇帝觉得这样不行,所以改革了税制,在高祖时期,“上於是约法省禁,轻田租,什五而税一”,然后“孝景二年,令民半出田租,三十而税一也”,一来可以减轻佃农的负担,缓解最基础的这些民众的痛苦,二来也可以抑制这些大地主积累财富的速度,但是很显然,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并没有什么卵用……
所谓利用税率调控,就是一个温和安慰剂,除非下狠心征收土地持有税,否则困顿的永远都是基层的人。
因此斐潜一开始就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税制改革上,而是一刀砍在了本身根源之上,建立了爵田为基础的等级税收制度,逼迫着大地主想要保持更多的利益,就必须要做出比普通百姓更多的贡献,获取更多的功勋,否则就会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过程当中衰败下去,成为普通的百姓。
这或许才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公平。
关于这一点,其实关中,包括汉中的很多士族也很不爽,但是一方面确实现在也无法和斐潜抗衡,另外一方面这些士族子弟,也其实在等着看……
在这些士族子弟眼中,十年八年的根本不算是多长,而当下关中并北最大的地主头子是谁?
就是大汉骠骑将军斐潜!
流民屯田,这些流民就相当于是大汉骠骑将军斐潜的佃农!
在缴纳了高昂的田租的五年或者是八年之后,大汉骠骑将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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